第十章王朝改革与反响（二） (1/3)

另一位上海评论家郑观应也呼吁开展根本性变革。郑观应是英国宝顺洋行182的买办，当过李鸿章的幕友，1892年后升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他的《盛世危言》中包含的许多可怕预言，都于1897至1898年间应验。要想避开这些可怕的灾难，郑观应建议改变传统形式的中国政府。事实上，他甚至反对无限制的帝国主权。1893年，他这样写道

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能载舟，亦能覆舟。183

这种平民主义思想并非新创。古典哲学家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早就赞同农民拥有反叛的权利。17世纪的作家黄宗羲曾痛斥忘记为民服务的本职，将帝国视为私产的专制君主。不过，郑观应的观点更为犀利。如果国家之船倾覆，肯定是因为舵手忘记了他存在的理由是人民。其他作者，如一位名叫何启的香港医生，将这个逻辑又往前发展了一步，连“天”也舍弃了。1894年，何启明确地写道

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184

何启也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信念的政治内涵，宣称若统治权归人民所有，统治者就应该与一个西式国会分享他的权力。这样的观点太过激进，所以无法直接送至朝堂。通商口岸那些批评政府的声音虽然影响了与官僚沟通的中间人，但这些人还是宁愿传递一些更温和的建议。例如，汤震就是第一个提出议院应该在士绅和皇帝之间起到“扩大言路”作用的进士。何启的好友，在京任职的举人――陈炽是第二个对此表示附议的人。陈炽所著的《庸书》（关于实际问题）强调建立一个能代表人民，并让国家更团结的议会至关重要。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斗争

同样，如果这些奏折无法得到朝堂上大多数重臣的认可，就无法被送到光绪皇帝手中。不过，他们很快就能得到支持了，部分原因应该是皇帝与他的姨母慈禧之间的争斗。1887年，据说皇太后“归政”给皇帝，结束了她长久以来的垂帘听政生涯。事实上，慈禧一直在发布政令，直到1889年才正式完成归政。不过，在那以后，她依然用强硬的个性和家族权威震慑皇帝。她的支持者――包括倭仁、徐桐、统兵将领荣禄和总管太监李莲英在内的“北系”保守派组成了“后党”。帝师翁同领导的“南系”和军机处几位颇有影响力的汉臣则组成了“帝党”，与前者针锋相对。1895年，帝党暗中鼓励御史批评慈禧干政。第二年，光绪的母亲（即慈禧的妹妹）去世，进一步减弱了皇帝与老太后之间的羁绊，让帝党成员不甚欣喜。然而，帝党并不准备支持全面改革。翁同相当保守，也很提防康有为宣扬的那些儒家理论。不过，长久以来，他也和康有为一样关切中国孱弱的现状，并早在1889年让皇帝注意到冯桂芬的政论文之时，便开始思考制度改革的问题。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衰落，翁同对改革建议的容忍度也越来越大。例如，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后，翁同向皇帝提起康有为，并把汤震和陈炽的部分著作介绍给他的一些同僚。德国人占领胶州湾的事件更** 了他这么做。此刻，改革运动再次开始积蓄力量。康有为创建新组织――“保国会”时，很多极有影响力的士大夫都公开表示赞成。翁同或许是意识到了康有为和改良者们的计划能加强皇权，所以才真正地开始支持他们。康有为建议裁撤保守陈腐的六部，改设制度局，下辖十二分局，起用专门人才办理业务，并直接由皇帝亲自领导。此外，康有为还希望通过裁减冗官、精简政府组织、取消烦琐行政程序等措施，减轻皇帝的行政压力，以便让他有余力在军事和教育系统展开必要的改革。翁同认为，这些措施都能带来削弱皇太后权力、掣肘后党的额外好处。尽管宫廷斗争并非翁同支持康有为的唯一原因，但皇帝和慈禧之间的罅隙，的确立刻给了改良派一个实现其提议的机会。不幸的是，这个机会也意味着还有一种权力与皇权并立，即四面楚歌的保守派可倚仗的皇太后之权。

百日维新

在师傅翁同的敦促和中国外交失利的警醒下，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他有意改革政府。同一天，康有为在朝堂上的支持者们劝服左都御史高燮曾，向皇帝呈交了康有为最早的那七份奏折。光绪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或者说愤怒。康有为在一份1897年的奏折中写道“明朝末代皇帝自缢这种事，是我再也不愿看见的。”通常，这种王朝覆灭的不愉快暗示，是难以言说的煽动性行为。然而，此刻已经到了直言不讳的紧要关头。康有为的真诚和坦率让皇帝相信了他的一片赤诚。毫无疑问，康有为相信皇帝可以承担起复兴王朝、拯救中国的大业。因此，6月16日，光绪在宫中召见了康有为。百日维新由此开始。185

那年夏天，改革政府的所有方案都体现在了变法诏令上。康有为及其年轻追随者们准备了一系列诏书、法令和敕令，供皇帝签署。其中包括裁撤内务府中满洲人的闲职；裁撤多余的巡抚和总督；组织商会、设立农部和商部；将佛寺收归国有，庙产充作各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偏向策论，而非儒家经典；建议用新机构取代原有的兵、吏两部。

保守派的回应

几乎所有机构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政令的威胁和冒犯。武将、满洲贵族、精通仪式的汉人官员甚至数百万渴望获得功名，却似乎备错了考试的士绅们都开始从思想上表示反对。满洲人大臣们批评皇帝不守孝道，擅改祖制的声音也渐渐多了起来。汉人官员们又开始从文化上展开争论。中国传统文明，显然要优于那些从西方模仿来的蛮夷之技。因此，能拯救帝国的是人，而非法；能确保政府良治的是道德成长，而非制度改良。朱震伯之类的官员甚至坚持认为，日本战胜中国已经证明“自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根本不应该得到批准。另一个名叫朱一新的保守派提出了一条更匪夷所思的论证。据他所说，粗陋而浪费的自强措施已经表明零星地接受西方技术，比完全不改革还糟。因为夷人的机构都建立在夷人的文化基础上，中国的机构则都是以中国的方式而建。把一种文化的产物嫁接到另一个社会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所以，官员们必须辨明中国的“国粹”，然后坚定不移地忠于固有的文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