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书目（二） (1/3)

毛泽东，《红旗》，引自1971年11月6日《纽约时报》。

本书中，“儒家”指盛行于唐朝（618年―906年）之后的正统政治道德观。

或许，也可以将之放入“天命”理论的历史背景中。（见第四章）

指永嘉之乱。――译者注

拥有土地并不能带来高利润。到20世纪30年代，河北农田的资本收益率只有大约百分之三，而城市房地产或当铺的年投资回报率却能达到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

佃农和自耕农之间的区别向来不太明显。一户农家可能在租用地主田地的同时，也拥有自己的田地，并雇有佃农。

1938年，中国国民党故意破坏黄河堤坝，以阻挡向南推进的日军。黄河从山东改道淮河，直到1947年才再次改道。保守估计，那次洪水淹没了四十四个县，导致九十万人丧生，三百九十万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一说为八十九万人丧生，一千二百万人流离失所。――编者注）

“汉”是一种自我称谓，以和帝制晚期居住在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苗族、瑶族、濉18濉19晒抛搴湍滤沽值龋┙星帧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把佃农和土地绑在一起、令地主能像出售农奴一样买卖农民的租赁契约，也可保护佃农免受任意驱逐。“随田佃户”（佃农与土体是一体的）的惯例意味着新地主无权抛弃随新购土地而来的佃农。只要佃农继续交租，地主就要保证他们的租用权。“一田两主”的惯例，也起到了相似的保护作用。

19世纪晚期，即便城市食利阶层增长趋势明显，仍有百分之四十的士绅住在乡下。参见ycang,chesetellectualsandtheest，1872―1949（cha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laress，1966），13

有时，也可向朝廷购买低等功名或较低的官位。

这也是15世纪朝廷希望提高军费以抵御蒙古人的结果。急需银两的君主采纳了每个国子监门生名额售价一千两的建议。获得监生的学衔，便可成为下层士绅。随着这般买卖的日益增多，监生的名望越来越低。尽管1450年至1850年间通货膨胀严重，但在19世纪中期，仅需一百零八两银子，便可捐得监生。

后文为方便起见，将用“生员”指代所有获得低等功名的人，包括正式的廪生、增生、附生、武生、贡生和非正式的监生。

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

即便太平天国起义后官职被进一步瓜分，也只有百分之三的生员，百分之四十的举人和百分之七十五的进士获得任命。而只有进士前三名，才能进入金字塔顶端――翰林院。

19世纪晚期，中国正式和非正式的士绅共计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九百名。以平均一家五口人计算，这便意味着享受士绅地位的人有七百二十一万九千五百名。按保守估计的总人口数――三亿七千七百五十万来看，仅百分之一点九的人口为士绅。若按宽松估计的总人口数――四亿五千万来看，士绅所占比例则为百分之一点六。

将士绅狭义地定义为“有功名者”，十分符合东方专制主义的做法。如果脱离政府的精英无法独立存在，那将中国视为东方专制主义代表的历史学家们关于“国家控制”的说法，便能得到证实。在他们看来，即便权倾一方的地方精英，也无法摆脱政府的控制。

引自changchungli,thechesentry（seattleuniversityofashonress，1955），32

因此，一个人出生的时辰、八字、骨相和面相，便极为重要。

任何一处的知县，任期都约为两年零三个月。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4～96页。

处理文书的人。――译者注

18世纪20年代，雍正皇帝的确为减轻知县的负担，划分了更多区县。然而，这种做法依然不足以减轻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

法家主张以严刑峻法来规范社会。这种治国方略兴盛于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7年）。

衙门是地方文官办公官署。

指主持书院教学与行政事务之人。――编者注

尽管国家培养的是古典学者，而非法律或财政专家，但毫无疑问，这两个阶层依然都是为政府服务的。讽刺的是，进入行政部门的是传统的通才，但真正学习管理方法、作为胥吏或知县幕僚为上级服务的，却是没有通过会试的人。

事实上，许多商人都会捐纳功名。此外，甚至上层士绅，也经常参与商业活动。参见tung（neyorkhuanitiesress，1971），70

下层士绅经常和非士绅阶层的地主密谋贿赂衙门胥吏，谎报生员名下财产，从而逃避徭役税。

然而，在各省之间的猜忌和交流障碍的束缚下，中国未能发展出一个完全理性的交换系统。以梅岭一线为例，不同的运输费率（只需数百头驴便可运送的金银和布匹，换成铁和盐就需要成千上万头驮畜）就不受市场规范。因此，可以说它们把福建人和广东人之前的敌对，激化成了足以破坏双方交易的宿怨。

这一时期，上层士绅尽管居住在城市，但仍自觉主张乡村价值观。文人们在乡村寺庙的庭院里写诗，在山中茅庐中作画，在乡下大宅里与友人们弹琴鼓瑟。

马尼拉的大帆船从墨西哥带来白银，换得中国的丝绸锦缎，运回新西班牙装饰祭坛。18世纪，这类以西班牙银币为交换货币的贸易风靡整个中国。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arkelv,theatteofthecheseast（londonthuen，1973），276～277

说得更准确些，即是“一条由经营同种贸易的不同店铺组成的街”。参见日籍学者katoshishi，“onthehanfrchantscha，”oirsoftheresearchdeartntofthetoyobunko,no8（1936），49

根窝是清代盐商专卖凭证。起源于明万历时纲法的窝本。清沿明制，两淮课盐，招商人认窝缴纳银两，发给专卖凭证，谓之根窝。――译者注

这显然类似于现代企业巨头。尤其与国有企业、跨国公司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相似性。把扬州盐商精英们的政治关系，与美国、日本或西欧大型企业存在的类似关系做比较，或许并不会太过牵强。然而，盐商们试图垄断的，仅仅是无法轻易扩张的现存市场。而大多数现代企业，却在努力开发新资源和拓展市场的同时，还不忘垄断现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