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复兴的幻象与自强运动（二） (1/3)

捻军虽人数众多，却没有如太平军一般，形成条理清楚的意识形态。捻军中有白莲教成员、私盐贩子和1860年后匪帮为对抗僧格林沁率领的帝国军组成的临时联盟。太平军余部的加入虽然并未改变捻军反叛的性质，却增强了他们的军事实力。1865年，捻军在山东西部击败并灭杀了僧格林沁。这场胜利无疑向清廷敲响了警钟。原本，朝廷打算在南京陷落后，便解散曾国藩的非正规军。如今，放眼整个帝国，湘军却成了少数能打败捻军的军队之一。

曾国藩把平定湖南的一些方法，也用在了对付捻军叛乱上。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鼓励士绅返回家乡，恢复当地秩序。湘军所到之处，都会重新改组、建立保甲连坐制度，扶植村长与耆老的权威。救济署和保甲联防的民团也被组建起来。最重要的是，曾国藩通过孤立乡下的村庄，努力切断叛军与其农民支持者之间的联系150。“划河圈地”政策通过建堤筑坝来封锁焦土地区，以限制捻军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能获得的供给。但捻军人数众多，轻易无法控制。曾国藩的军队在这处扎营，他们就会突然出现在另一处。而且，曾国藩发现，他若长时间离开江南一带，就会直接危害到他对那里税收资源的控制。要知道，这些税收可是湘军的财政基础。此外，私人厘金署也脱离了曾国藩幕府的控制。湖南、江苏和安徽的其他省级要员亦把税收转入各自的军库。1867年，消灭捻军的任务完成后，军费日益减少的曾国藩欣然接受调命，离开了淮河盆地。被他提拔为将领的李鸿章成了他的接班人。军事地方主义在李鸿章的推进下，向20世纪的军阀主义又迈进了几步。

李鸿章与淮军

李鸿章是著名政治家――安徽文人李文安之子。李文安曾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李鸿章考中举人后，便被父亲送到北京，师从曾国藩。李考中进士，随后入选翰林院的事让曾国藩欣喜不已。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李鸿章先是随父亲返回家乡办理团练，接着成了安徽巡抚福济的幕僚。随后不久，他便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

尽管与曾国藩私交甚笃，李鸿章却很难适应幕僚的角色。他为人倔强、固执己见，自己的建议被忽视后，很快便辞职以示抗议。虽然抵不过随后的一再相邀回到幕府中，李鸿章却渴望有朝一日能发号施令，而非仅仅提出建议。1861年，李秀成在江西的太平军威胁到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时，李鸿章的机会终于来了。曾国藩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鸿章谋得了江苏巡抚一职，以回应接到的军事援助请求。对李鸿章来说，这一职位终于让他有机会筹建属于自己的淮军。

淮军（得名于安徽最主要的一条河流）由七万名训练有素、饷银优厚的团勇组成。和湘军一样，这支军队也由一个私人幕府来打点各项事务。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财政基础。正如我们所见，李鸿章将突破曾国藩仅靠厘金税的做法，从上海的对外贸易中获取新的税收来源。

上海与关税

《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中国主要的通商口岸。广东买办、福建船商和宁波钱庄老板们都在这座城市开设分号，很快便与西方商人发展出共同的商业利益。1853年9月，小刀会151占领上海部分地区，扰乱了国际贸易后，中西商界便开始在城市防御中携手合作。随着19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新的社会同盟，江南的士绅们从不断侵占长江下游城市，直逼上海的太平军势力范围，逃到了这座通商口岸城市。想保护这一贸易中心的商界和想重建江南家园的士绅一拍即合，同意雇用雇佣军，抗击起义军。因此，美国冒险家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筹募资金，招募外国雇佣兵，组建了一支名为“常胜军”的私人武装。虽然这支军队有“常胜”之名和被上海新闻界夸大的功绩，其实它却并未常胜，也未对清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常胜军随后的指挥官是“中国戈登”少校（后来，这位英国军官在喀土被打死）。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雇佣军的确在李鸿章率领的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常胜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中西当局渴望再次合作，共同对抗太平军的象征。到1860年春，对于中国内战，外国势力公开奉行中立政策。但李秀成率太平军逼近上海时，英法领事都明确表示如有必要，他们定会出兵对抗叛军。《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势力更明显地支持清政府。英国人更是坚定地认为，是时候维护这个在《天津条约》中给予他们诸多特权的统治王朝了。而且，他们也害怕一个长久分裂的中国会“在海上造成新的东方问题”（东方问题是指俄国的干预，导致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战争。）152到1861年12月，太平军洗劫了通商口岸宁波后，英国外交官便坚定地站在了清政府一边。第二年春天，他们公开承诺支持清政府。

帝国海关税务司这个组织体现了清王朝与西方势力间正式的外交合作。1853年至1854年间，外国领事暂时代表清政府收取上海的关税。最后，中国海关便充斥着一群以海关官员身份，为中国政府效命的专业外国官员。在罗伯特・赫德爵士的统治下，海关税务司终于成为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柱之一。该机构征收到的税款不仅记录分明，还不会像大多数其他政府收入一样被挪用。然而，1861年李鸿章抵达上海后，情况就变了。当时，上海的税收仍会送往苏松太道吴熙手中，由他支付清军在江南地区的军费开支。事实上，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关税，都被吴熙及其同僚侵吞了。

很快，李鸿章便意识到这项税收能让自己的淮军实现财政独立。他假意与吴熙交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人安** 上海的基层官僚机构，并开始在自己的幕府中建立影子部门，以分担道台的部分财政职责。直到确认取代之事万无一失，李鸿章才突然发难，指控吴熙出于自身军事目的，贪污挪用上海关税。

乍一看，上海关税与厘金并无多大区别，都是针对运输中的货物征收的税款。但从短期看来，它们至少有一个明显且极为重要的不同之处。厘金是针对一大片地区收取的一系列小额税收。为了防止收税人即刻侵吞厘金，曾国藩必须维持对该地区的行政控制权。官员一旦如曾国藩一般，被调往别处担任巡抚或总督，就很难在远处继续控制这种税收。上海关税则是针对一个地方收取的一大笔款项。只要让一两个最信得过的门生负责税收事宜，即便李鸿章离开上海，短期内也能继续维持这项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