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复兴的幻象与自强运动（三） (1/3)

然而，英国人却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彬彬有礼。阿礼国虽然诚心诚意地与中方协商修订事宜，西方商界却让他的努力化为泡影。英国商人认为该协议“不进反退”，因为它没能确保他们梦寐以求的铁路、煤矿和居住权。英国国内，卡灵顿爵士支持大使，反对充满敌意的公众舆论。但1870年6月外相的逝世，却让伦敦一方再无可能批准该条约。对这种缺乏合作的情形既困惑又失望的中国外务大臣正打算重新考虑修约问题时，一场新的危机突然爆发。

天津教案与李鸿章的责无旁贷

与阿礼国的商谈正在一片和谐的官方氛围中进行之时，中国民众的仇外情绪却愈演愈烈。1869年间，反基督教事件达到一个真正的** 。第二年，天津流言四起、疫病流行。基督教教士和修女绑架儿童献祭的留言甚嚣尘上。1870年6月，流言似乎在地方官从贩卖儿童给圣文森特・德・保罗育婴堂那些罪犯的口供中，得到证实。159城内各界领袖要求立刻展开调查。6月21日，法官要求获准搜查法国天主教堂。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这是对法国的侮辱，横冲直撞地闯入当地衙门。知县崇厚虽努力让丰大业冷静下来，可他已经完全失控，竟拔出佩剑和左轮手枪，朝崇厚开火。子弹没有射中知县。接着，丰大业冲出衙门，却被一群好奇的围观者挡住了去路。于是，丰大业退后几步，又拔出佩剑，胡乱挥砍。就在此时，知县率衙役赶上前来，试图平息群众和这位法国人之间的冲突。160领事再次拔出手枪，这一次，他射中目标，杀掉了一名衙役。人群顿时发起狂来。不消片刻，丰大业就被暴民殴毙。很快，暴动便席卷全城。法国领事馆被烧毁，天主教育婴堂也被夷为平地。十位修女、两位牧师和七位法国居民惨遭杀害，遗体残缺不全。

天津教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立刻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开始准备保家卫国，抵御法国人的进攻。此刻，所有关于解散李鸿章军队的言论也戛然而止。朝廷再次转向李鸿章，寻求他的军事援助。1870年7月26日，李鸿章受命率领两万五千名淮军士兵，抵达首都外省――直隶。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统领京师内外所有驻军，并获准在天津建立一个道台衙门，专责天津港的关税，用于他的“自强运动”事业。

结果，法国因为正与普鲁士敌对，所以并未向中国发起战争。但中外合作的时代，无疑已经结束。李鸿章对朝廷的重要性大大提升。1870年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李鸿章重整中国军队的愿望，让皇帝大加赞赏。毕竟，北京让这位总督承担现代化的责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如果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自强运动”，它就得改变整个官僚系统，并遵循冯桂芬的建议，彻底变革科考制度。而这么做不仅意味着告诉一百多万文人，他们接受了数年的传统经典训练全都付诸流水，也意味着儒家圣典在现代社会将毫无立锥之地。在那样的时刻，以儒家天命之说统治中国的满洲人不能做出如此激进的决定，基本上，官员们依然相信四书五经是比炮舰操作手册好得多的执政指南。其中最保守的人，甚至认为学习西方之事会腐蚀其文化的本质。于是，倭仁之类的官员不仅谴责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文化背叛，还很快开始反对朝廷的现代化方案。

慈禧的妥协政治

因为慈禧采取平衡妥协政策，所以保守派在政府中依然有影响力。摄政的最后几年中，她、慈安和恭亲王之间的联盟关系变得相当紧张。三人都小心翼翼地探查彼此的行动，为自己争取决定性的优势。1873年，同治皇帝成人。眼见摄政时期即将结束，很多官员都松了口气，期待着迎来一个没有阴谋诡计的新时代。然而，同治却一病不起161，第二年便撒手归西。他的死激发了一场严重的皇位继承危机。最后，慈禧险胜。相比指定一位同治的直系继承人，她更愿意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外甥扶上皇位。如此一来，她又可以再摄政15年。恭亲王虽然反对此举，却不敢冒险公开违抗。因为，慈禧已经可以调动荣禄的步兵，还显然获得了李鸿章的军队的支持。1874年，她的外甥光绪皇帝继位，让很多官员大为愤慨。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儒家以嫡子继承的规则。但慈禧还是闯过难关，巩固了自己对皇权的控制。1881年，慈安神秘死亡。三年后，恭亲王遭到罢黜，离开权力中枢。“老佛爷”（当时人对慈禧的称呼）完全把持朝政。然而，她也需要依赖外廷官僚的支持，以防止出现朝臣联合起来反对她的情况。方法之一便是按照主要的意识形态差距，将朝臣们划分为文化保守派和自强实践派。慈禧一方面让中央政府向倭仁一方倾斜，从未让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绝对噤声；另一方面她又支持赞成现代化的那些人，并鼓励各地的“自强运动”。事实上，她甚至得到了李鸿章等总督的感激。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就将慈禧视为了自己的庇护人。让他在学习西方这件事上免遭保守派口诛笔伐的人，正是慈禧。

因为慈禧，所有新的军事和工业项目都没有直接影响到政府所在地――北京，所以保守派也对她心怀感激。“自强运动”被隔绝在办事流程、方式和仪式都数百年不变的传统官僚机构之外。有意思的是，在主张现代化的部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隔离现象。所有新项目都由地方督抚的幕友主持。因此，李鸿章之类的官员即便不懂武器制造，也能开设兵工厂。只要资助人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其幕友――包括在海外受训的学生、买办、海军专家甚至外国顾问――就能替他处理所有细节问题。李鸿章的幕友们为他建起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一条铁路、一家纺织厂和开平煤矿。

随着李鸿章开创的企业日益增多，他也越来越明显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1884年恭亲王被撤职后，虽没有正式任命，李鸿章却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外相”。他看起来权势滔天，以至于西方外交官们有时以为，他行事可以完全无视北京。事实并非如此。李鸿章还是要依赖皇太后的中央政府为他庇护和税收。例如，他的幕友最终都希望能在官僚机构中谋得一官半职。在这片土地上，官职依然是人们能获得的最高尊重。然而，没有礼部和朝廷的任命，李鸿章是无法为自己的追随者们官职的。而且，他旗下各项事业所需的资金，依然主要来源于上海和天津的关税，以及朝廷的国防拨款。他与慈禧和北京这种财政上的联系，是不可能被斩断的。

李鸿章并没有在军事和工业活动中实施个人垄断。同样的税收，也会有其他督抚来与他竞争。他第一个主要对手是同样成名于曾国藩手下的左宗棠162。打败太平军和捻军后，皇太后问左宗棠是否能从回民手中夺回西北各省。他鲁莽地向慈禧许下诺言，称五年内定能完成任务。让他自己都有些吃惊的是，他竟然真的如期完成。俄国人趁清军无暇旁顾，非法占领了新疆。于是，如期完成任务的左宗棠便有了一个与这群俄军打上照面的机会。这次会面的关键，是中亚的控制权问题。左宗棠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冒失去这一战略要地的险。因此，他接二连三地申请军费。如若不然，这些钱也会流入李鸿章手中。后者相信，帝国的海防比另一侧边境上的某些山隘重要得多。

李鸿章另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张之洞。在19世纪80年代，更是如此。张之洞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比李鸿章年轻。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张之洞成长为一名果敢的民兵首领。身为一名杰出的文人，他在官场上一路升迁，并于出任山西巡抚期间，积累了极高的声望。1884年，华南为反对法国将越南（旧称“安南”）变为殖民地，做好开战准备时，张之洞被提升为两广总督。1874年，法国将越南变为自己的保护国。安南国王想起他与大清皇帝的朝贡关系后，请求中国出面干涉，帮助他摆脱法国人的奴役。当时，清廷正就新疆问题与俄国纷争不断，无法向越南伸出援手。不过，中国一支名为“黑旗军”163的非正规军开始在越南北部袭击法国人的前哨基地。为了驱逐这些非正规军，指挥官李维业于1882年4月占领河内，使得临近的中国边境告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