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天命已尽（一） (1/3)

清朝的覆灭似乎是由一场瞬间自发的暴力行为导致的。提到这类行为，1911年，反叛者们高举刀剑进行的武昌起义便是一例。但革命并非区区一个瞬间或一次事件，而应该是包括一系列具体政治破坏行为的持续过程。失去了这一大背景，单一的运动就失去了终极意义。事实上，反叛者有时会在不知不觉间背离初衷，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这些革命是否有权自称为革命。

初衷和结果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一个革命政权必须为自己植入新的历史根源，以实现合法化。因此，对革命动机的阐释，其实就是个关系到其政治存亡的问题。这点在中国尤其如此。1911年，帝国政府垮台不仅牵涉到整个政治秩序的崩塌，还包括支撑该秩序的古典传统的崩塌。因此，继任的政府必须要创造一套新的过去与一套新的历史，以确立自己的统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由类似“国父”孙中山一样的果敢领袖，建立起一个能流传后世的革命政权。

从民族主义角度对辛亥革命的解读

国民党对辛亥革命有自己的解读。根据他们的史学解释，在找到孙中山这位国家领袖前，汉人已经被异族（满洲人）统治两百五十年。孙中山生于广东，先后在夏威夷和香港求学。他虽表面上行医，真正的人生目标却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894年，孙中山建立秘密团体兴中会，在全球各地建立海外华人分会，并通过国内兴中会的联系，于1895年发动了首次起义。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遭到清廷使馆密探绑架。勉强逃生后，他继续钻研革命理论，渐渐发展出一套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政治哲学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内的“三民主义”。同时，他也制定了一套中国革命战略，呼吁推翻专制王朝的统治，进入一段各革命政党治国的“人民训政时期”。这些思想，加上他在华南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很自然地让他成了“同盟会”（1905年，由一群流亡海外的中国激进分子创建）的领袖。随后的六年里，同盟会在广东、云南、湖南和浙江策划并发动了多次起义。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东发起政变，许多忠烈志士就此殒命。尽管这些起义都失败了，身为运动先锋的孙中山，却继续吸引众人投身到他的革命事业中去。

终于，有一场起义成功了。1911年10月10日，华中的武汉爆发起义，煽动起一场反对当朝统治的军事叛变，并迅速席卷全国。孙中山迅速到上海总部主持局面，并在那里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1日，清朝覆灭。不过，华北依然在前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控制之下。为了实现全国统一，孙中山同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袁世凯不仅是个反动分子，还镇压了意欲推翻其统治的二次革命（1913年）。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但不到七年时间，他又创建了一个新党派――国民党。国民党占领广州，开始为北伐战争做准备，以实现再次用进步思想统一中国的目标。此刻，袁世凯虽已去世，首都却被腐败的军阀占据。他们彼此混战，不惜用中国主权向帝国主义者换取贷款。意识到自己需要盟友来推翻军阀，孙中山邀请共产党加入自己的党派，建立统一战线。孙中山在1925年辞世前仍为了北伐大计努力维持联盟。孙中山死后，他的前军事助理蒋介石继续贯彻这一政策。接管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了实现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梦想，于1926年发动北伐战争。尽管1927年共产党与之决裂，这位总司令依然于1928年完成统一，并在南京统治中国，直至“二战”爆发。

民族主义史学的矛盾

民族主义对辛亥革命及其后果的解释，旨在证明蒋介石独掌国民党大权的合法性。因为实现了孙中山遗志发动北伐，蒋介石成了这位革命创始人的合法继承人，因此理应坐上国民党领袖之位。相对的，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也必须高于其他参与者。因此，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几乎都成了孙中山的个人成就。

然而，仔细研究一番“国父”与辛亥革命，就能发现很多矛盾的迹象。孙中山不仅与内地的秘密会社关系糟糕，他亲身参与的起义也只有一次而已。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很快便四分五裂。到1908年，同盟会在东京的总部与当时身处印度支那的孙中山完全失去联系。1911年10月10日，武汉那场十分关键的起义完全是场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叛乱，根本没有联系孙中山。事实上，叛乱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他从那里直接去了欧洲，以革命主要领袖的身份，与西方列强会面。因为新军元帅黎元洪和湖南革命领袖黄兴之间的僵局，孙中山作为双方妥协之下产生的候选人，才在上海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反清的十八个省中，由同盟会掌权的只有一个省，即孙中山的故乡――其革命组织力量最强之地。然而，即便在那里，同盟会也很快落入孙中山的对手――得到商人和改良士绅支持的陈炯明手中。

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运动中，尽管孙中山最高领导的地位毋庸置疑199，但正如上述矛盾现象所示，说他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同样的权威，则与事实严重不符。甚至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说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并非一场连续的、计划周详的政变，而应该被看作各省脱离帝国掌控的系列活动。因此，这一系列为了回应内忧外患，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活动发展到最** ，便是旧秩序的崩塌。这些活动包括地方武装的发展、乡村经理阶层的兴起、士绅进入地方政府等。激进的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上激发了革命，而不论最终多么失败的革命起义，作为重大社会动乱的体现，都是重要的。不过，王朝的灭亡其实是晚清最后五十年统治中，新精英阶层的杰作。事实上，正是1901年后王朝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进行的改革，极具讽刺意味地加快了精英阶层政治觉醒的过程。而且，与其说这些改革有利于孙中山等激进分子的活动，不如说它们更多地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军事现代化及其结果

在出人意料的改革结果中，引起19世纪晚期自强运动的王朝军事现代化项目，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例。1896年日本人获胜后，盛宣怀200建议以普鲁士的招兵方式招募新兵，用一支三十万人的地方军取代八十万人的传统绿营军。随后，光绪皇帝下令组建两支新军一支包括十三个营的“自强军”，由总督张之洞在南京指挥；另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陆军”，由袁世凯在直隶指挥。两支军队都着西式军服、配西式武器，尤其是毛瑟枪。张之洞的军队还有三十五名德国教官。

皇太后尽管已经归政，还是立刻任命荣禄为直隶其他帝国军的统帅，以节制“新建陆军”。接着，荣禄迅速组建起一支先锋部队。这支部队由德国人训练，统帅为在甲午战争中赢得美誉的将领聂士成。1898年政变期间，袁世凯效忠慈禧，背叛改良派，部分原因就是荣禄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慈禧的政变表明，满洲皇族亲贵再次控制了政府201，继而迅速控制军事部门。她重掌政权后，就立刻把包括袁世凯“新建陆军”在内的所有华北军队，重组为一支由荣禄领导，多达六万人的“武卫军”。袁世凯虽然仍可掌控自己如今已被称为“武卫右军”的部下，整个华北地区的所有军事力量却落入了皇权手中。

1900年联军攻击北京，击溃了朝廷的军事力量。战争刚一爆发，南方各主要督抚――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便私下与西方列强休战（即《东南互保章程》），承诺保障帝国主义者在租界和条约口岸的权益。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对此心照不宣，无视慈禧要求加强朝廷防御的命令。结果，面对外国人的重击，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的军队。1900年7月9日，将领聂士成不仅在天津南部的战斗中殒命，此战后帝国武卫军的人数也骤减。但另一方面，袁世凯的军队因为远离战场，所以毫发无伤地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