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天命已尽（二） (1/3)
梁启超广为流传的《新民丛报》给这些留学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向他们展示了灿烂的西方政治和社会理论。1903至1906年间，《新民丛报》为读者们介绍了哥白尼的天文学、康德的自由主义学说、柏拉图的哲学、黑格尔的唯心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此外，中国留学生也能获得西方著作的日文译本。于是，1903年，一位把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当作有关现代政府的最新专著来研读的年轻知识分子，很可能不久之后，便会开始学习克鲁泡特金的著作，阅读幸德秋水的无政府主义专著，追随刊登在同盟会《民报》上的社会主义社论。不过，介绍这些新思想最重要的刊物，依然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
有几个主题在梁启超的社论和文章中反复出现。其中之一便是把中国青年从儒家社会价值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解放个人意志，以实现强国的目的。梁启超称赞英国自由主义，认为如英国之类的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其政治体制给了每个人不受社会束缚发展个性的机会。中国亟须以同样的方式获得解放，因为达尔文主义的时代似乎已经证明适者生存的观点。1906年前，梁启超也相信有必要立刻发动革命。必须打破文化藩篱无比牢固的旧制度，才能在原有位置上建立起新的制度。随后，因为推翻满洲政权会让中国失去抵御帝国主义的现存防线，所以梁启超逐渐放弃了这一立场。很多起初受其著作影响的学生，却已经坚定了发动反满革命的决心，并转而向其他政治领袖寻求指导与启示。
湖南人尤其活跃。部分原因是他们对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强烈失望。东京的湖南人对谭嗣同的殉节记忆犹新。他们在黄兴的领导下建立起“华兴会”。1900年，华兴会在华中发起了一场有数个秘密团体参加，却以失败告终的起义。浙江的学生在杰出学者章炳麟的鼓舞下，也参与了革命活动。章炳麟曾是康有为强学会的一员，此刻流亡日本，成为梁启超的助理编辑。章炳麟的排满观源自传统经典，尤其是17世纪明末遗民的著作影响，强调华夏与夷狄的文化之分。章炳麟认为满洲人篡夺了汉人皇位，从人民手中窃取中国，将其带入停滞与落后的境地。即便到了现在，满洲人仍继续设法保持汉人的衰弱，并将汉人出卖给外国侵略者，以维持他们偷来的皇位。1902年，章炳麟在东京召开了一场纪念明朝覆亡的学生集会，以宣传自己的理论。日本警察虽然禁止了这场集会，章炳麟却找到其他宣扬自己排满观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友人邹容的帮助。这位年轻的湖南人写了一本慷慨激昂，极具煽动性的小册子――《革命军》。《革命军》回顾了明朝遗民遭遇到的屠杀，将满洲人比作禽兽，认为汉人必须清除掉这些野蛮的寄生虫，以恢复力量，驱逐帝国主义者。1903年，章炳麟回到上海，出版了邹容的这本抨击之作。该书风靡一时，广受赞誉。清朝当局逮捕了两人。最后，邹容死于狱中。
不过，《革命军》继续广为传播。1903年，清政府未能使俄国驻军退出满洲时，似乎更证实了书中的某些观点。这场占领让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于是，他们组建了一支志愿军，抗击俄国人。接着，清政府驻日本大使说服明治政府镇压这支准军事队伍的行为让学生们更加坚信满洲人已经决定背叛汉族爱国志士。此次事件导致许多浙江留学生返回中国，誓要推翻清王朝。他们加入蔡元培在上海建立的“爱国学社”，训练自己的军事战术，并努力吸纳长江下游的新军士兵与他们并肩战斗。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浙江革命运动虽发起几场起义，却都失败了。210事实上，这些浙江和湖南的奇袭往往带有秘密会社的元素，相比推进革命事业，它们取得的成就，更在于警醒了地方士绅中的潜在盟友。然而，即便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为了与改革派士绅结成统一战线决定缓和步调，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唤起广大民众起义、推翻满洲人的打算。然而，这却是他们无法割舍的理想。
流亡东京或潜藏在上海的年轻学生们因为远离中国农民阶级，绝望地意识到他们需要与大众靠得更近。成为革命者的过程中，新一代疏离的知识分子们切断了与传统根基的联系。因此，他们心中升起一种回归大众、切实地接触农民阶层的动力。反满主义对学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原因也正在于此。不论局限性有多大，它都给了学生一种可以与秘密会社共享并投射到民众中的方案。
反满种族主义思想在革命人士中广泛传播，当然也存在其他原因。例如，相信汉人是因为满洲人的懦弱和蒙昧才被帝国主义者羞辱的想法，显然有自我安慰的成分在内。因此，清廷做了国家在军事上失败的替罪羊。反满主义也为众多不同的革命思想流派了共同的起源。亨利・乔治种族主义、崇尚英国自由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都无一例外地仇视满洲人，纷纷剪掉17世纪强加于汉人头上的长辫。斗争中，这个并不复杂的行为还滋生出一种军事参与感。想起过去抵御夷人入侵的伟大英雄们，学生们笃信，汉人只有通过推翻满洲人统治这一神圣却血腥的任务，才能恢复民族自豪感和力量，从而继续投身驱逐帝国主义者的伟大事业。
孙中山
将自身的反满热情转化为对抗大清统治的民众运动，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渴望。这也是他们为何于1905年转向孙中山的原因。孙中山显然与华南的地下秘密会社和华侨社区联系广泛。因此，这似乎让流亡者们看到了他们苦苦寻觅的救国之法。如今的历史学家们已经知道孙中山与秘密会社的联系极为脆弱，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很容易相信这位经验丰富的反叛者无论是在旧金山的洪门帮会，还是在新加坡的三合会，都能让他们直接联系上众多同盟。事实上，如果孙中山学历再高点，学生们转向他的时间可能还会更早。作为一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医生，他缺乏章炳麟的传统学识，也不具备梁启超的对理论的敏锐感知力。然而，布鲁塞尔的学生告诉孙中山，他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于实干后，他糅合各种社会理论提出的三民主义。211
然而，归根结底，孙中山之所以能将东京的流亡者们统一在自己的领导下，还是因为他强烈的反满主义和会得到秘密会社支持的承诺。在日本同情者的撮合下，1905年夏，孙中山和湖南人领袖黄兴在黑龙会东京总部碰面，共同商议结盟事宜。商谈中，孙中山一再重申，除非把各省运动汇成一股力量，否则革命就无法成功。他坚称“若有一个数百人的核心团队来领导这些秘密会社，反满起义就一定能成功。”212正是这种自信的保证和他的个人魅力，让学生们振奋了起来。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终于公开成立了。他们的确暂时真心实意地联合在了一起。在这股热情之下，各地的社会团体和私人党派都放下分歧，誓要同心协力，推翻清朝统治。
作为一个有效运作各团体的联盟，同盟会存在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短暂的。在孙中山看来，同盟会就是一个应他的要求，在全球各地华人区汇集起来的华人团体、小组和社区，不过是又一个为他资金和武器，以招募雇佣兵参与中越边境一系列失败起义的组织。根据孙中山及其盟友――以胡汉民为首的广东同盟者的说法，这些叛乱终将导致革命。这场革命会夺下南方的一两个省。于是，他们可以在那里成立共和国，获得外交承认，并建立起北伐的基础。黄兴颇有些轻视这一“南方策略”。在他看来，失去一个偏远的边境省份，几乎不会影响到清廷的统治。因此，他坚持认为同盟会不应该再在孙中山的边境土匪身上浪费资金，而应该全力攻击长江流域的中原腹地。孙中山对这些异议不予理会，从而加剧了组织内部的怨恨情绪。关于孙中山侵吞同盟会资金的流言四起，他和东京总部负责人宋教仁之间开始出现重大分歧。到1908年，各地组织自行其是，同盟会名存实亡。
秘密会社
尽管众人都批评孙中山的南方策略，但黄兴和湖南分遣队也发现，要在中部省份取得进展并不容易。重大起义虽都发生在1904年至1906年间，革命者们还是很难与长江流域的秘密会社维持联盟。事实上，他们与私盐贩子和强盗们唯一的共同信念就是反满。因此，一些如檄文措辞之类相对简单的事，也会让他们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同盟会成员希望在建立共和政府的口号下战斗，秘密会社的首领们却往往瞧不起这种陌生且西化的概念。他们的追随者们更喜欢“复明”或“将有新皇得天命”的说法。这种看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秘密会社在政治上的无知，但也反映出他们的排外主义。
19世纪60至70年代的反传教士暴动后，民众的排外情绪继续在华中地区蔓延。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秘密会社在排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关于农民对俄国占领满洲反应的情报，每一条都被通商口岸的领事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换句话说，大部分都是文盲的中国民众，无疑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对其祖国的威胁。有些民众的恐惧情绪以天启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比如中国北方义和团，就宣扬一些黑暗又荒谬的预言。不过，这些常见的表现形式，虽然并非20世纪40年代日本入侵时农民们拥有的那种完全觉醒的民族认同感，但至少也成了一种新的理性认识，意识到了个人存亡要建立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农民的身份界限也开始扩大。一个农民不再仅仅是三门村李氏家族的一员，他也是湖南省乃至汉族人民的一员。
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与知识分子的反帝主义是一致的。然而，排外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的普遍融合，成了秘密会社的领袖们难以接受革命者们的共和主义的原因。加入秘密会社的农民和工人们都是由衷的本土主义者，所以他们可以成为革命者，却无法成为革命党人。和周围的民众一样，清政府推行的新改革措施和地方士绅们创建新学校、修筑铁路等行为也让他们困惑和不安。农民们对这些陌生事业的憎恶心理，是可以找到经济根源的。军事官员和改革派士绅为了资助新军、修建现代学校，会通过征收过境税和商业税来提高额外收入。对在集市销售自家产品的农民们来说，该政策无异于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湖南湘江流域或广东珠江三角洲之类高度商业化的地区，农民们很快便意识到地方现代化事业让他们负担更重。下层阶级已经将铁路和轮船公司视为古怪的西方舶来品，因此开始把他们遇到的经济困难怪到改革派士绅和地方官员头上。与此同时，感觉受到城市中改革派士绅兴办事业排挤的老派乡村士绅，开始鼓励农民在如新学校、商会和现代公司等西式机构中，通过罢工以示抗议。1909年至1910年间，严重的米荒进一步激化了农民为求生而进行的抗争。华中爆发数场大规模叛乱。改革派士绅们认为，这些反动暴乱不仅切断了他们与前乡村经理人――文化保守的下层士绅之间的联系，也让他们的事业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辛亥革命期间及革命结束后，改革派士绅们将由此更依赖军阀。